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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十年中国风】开门见山海，全球好物与中国智造双向奔赴******

　　中新网北京10月5日电题：【十年中国风】开门见山海，全球好物与中国智造双向奔赴

　　记者孟湘君

　　13亿多生产者和消费者迈入世界市场，中国，成为全球贸易一体化中，“推动增长和发展的教科书级案例”——2021年底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如是评价。

　　回首这十年，作为全球唯一41个工业大类齐全的经济体、130多国主要贸易伙伴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30%，缔造了无数传奇。

　　十年来，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“强引擎”。

　　新能源汽车驶向西欧和东南亚国家街头；滑雪用品、冲浪板让欧美民众欢享假日；智能手机的低音炮传遍非洲大地，全世界都离不开“Made in China”。

　　随着中国国际物流供应链的完善，225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，和中国人一样爱上了“双11”购物节。以前发货到巴西要50天，如今最快10天，当地就能收到中国产家具、相机和针织衫。

　　新冠疫情暴发后，中国以世界瞩目的速度恢复元气。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举例称，从口罩、试剂盒等医疗设备，到计算机液晶屏，再到欧美上班族长期居家所需的健身器材，出口热潮，巩固了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。

进博集市上的伊朗工艺品吸引顾客。　汤彦俊摄

　　十年来，中国是全球多边贸易的“推进器”。

　　从“大写意”到“工笔画”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精细描绘与沿线国家的合作蓝图。2022年，中欧班列提前开行破万列，将天津的葵花籽运往乌兹别克斯坦，让厦门的呼吸机面罩远赴德国。

　　冰岛、瑞士、格鲁吉亚……十年来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数量增加近1倍，更多国家收到了家具、玩具、机电产品等“中国礼物”；2021年，中国率先批准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(RCEP)，运往日、韩的多类商品可享零关税，电子元器件、钢材等在新、马、泰等国，占据出口绝对优势。

　　意外成为“网红”的内陆农业县——山东菏泽曹县，凭“一己之力”默默耕耘出了千亿元级的电商产业规模。而爆火出圈的原因，是它每年出口日本、欧美100多万副棺木。

　　十年来，中国是释放商业潜力的“试验场”。

　　一边是中国企业“卖遍全球”，一边是消费者“买遍全球”。拥有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、近14亿人口的中国，不仅是“世界工厂”，更是含金量十足的“世界市场”。

　　除了走出国门买买买，跨境电商蓬勃发展，给了中国人更多选择。政策利好海外购物，进境物品进口税下调，购物渠道多样化，俄罗斯伏特加、新西兰奶粉、智利樱桃、日本化妆品……全球好物越来越多地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　　中国人的消费升级带给全球市场活力，也激发外企和全球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动力。

　　随着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、进口商品通关时长双“减负”，中国吸引外资连续四年世界第二；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相继设立，中国对外开放的高水平“试验田”迎来丰收。

航拍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。中新社记者张亨伟摄

　　十年来，中国成为转型智造的“排头兵”。

　　十年磨一剑，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智造”，中国人攻坚克难、勇立潮头，不断自我超越。当前中国研发投入全球排名第二；连续7年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创新质量上居首；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提升至14位，570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。

　　新能源汽车、无人机、水下机器人、超声影像，吸引国际大客户；5G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、元宇宙，植入中国人大脑；移动支付、共享单车、直播带货、越洋连线，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、见识越来越广。

　　彭博社注意到，中国正在出口更精密、更先进的产品，过去十年里，中美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差距缩小一半以上；《华尔街日报》指出，中国通过生产尖端产品，稳步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移动；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介绍，中国制定自主创新发展战略，通过“互联网+”计划将数字技术引入传统工业、公共服务、医疗、金融等领域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，只会越开越大”。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，将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无限活力、澎湃动力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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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巫邓炎）

[责编：天天中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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